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黨員干部廉政學習教育專題黨課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要“自覺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老老實實向人民群眾學習，時時處處見賢思齊”。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善于運用歷史思維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汲取滋養，以日用而不覺的方式影響人心，教育引導黨員干部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能力，涵養持廉守正的時代新風。

目錄CONTENTS

尚廉：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鋪陳新時代廉潔文化的歷史成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了深厚的廉潔基因，自古以來就推崇一廉如水的為官之道：西周初年的《周禮·天官冢宰》中把“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等“六廉”作為評價官員的標準；《左傳》記載了國相子罕“我以不貪為寶”的故事；此外，古代先賢還把“廉”的文化內涵與外延從政治修養上升到治國理念，從治吏標準拓展到道德評價。如《管子·牧民》提出國有四維“禮、義、廉、恥”，《論語》中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荀子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等等。

回望中國共產黨百年光輝奮斗歷程，“見利思義”是共產黨人對家國情懷、民生福祉的高度張揚。革命時代沖鋒在前，建設時代吃苦在前，改革時代奮斗在前。所重者家國大義，所輕者個人私利。一代代共產黨人為成全大義承星履草、以身許國。重義輕利，已經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道德原則和價值取向，為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鋪陳了深厚的歷史成因，也為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

廉平之守，不可攻也。運用歷史思維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就是要從深厚的歷史底蘊中，汲取崇德尚廉、廉為政本、持廉守正等傳統廉潔文化精華，增強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

重民：以民為本的治國理念，彰顯新時代廉潔文化的思想歸宿

民本思想雖然遠超出廉潔文化的范疇，但卻是其重要基礎，體現了廉潔文化的思想歸宿和價值指向。傳統廉潔文化中蘊含的親民、愛民思想，千百年來一直警醒著立志從政者必須時時反躬自省，端正做官動機，做到“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欲惠己時先澤人”。湖北京山的“戒石銘”上刻的十六字箴言“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就意在提醒各級官員：百姓乃衣食父母，從政就要清正廉潔，為“民之表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馬克思主義政黨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宗旨，把為人民服務當作執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中國共產黨人的廉潔文化與傳統廉潔文化相比，在民本思想方面既是一脈相承，又有超越升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反腐倡廉與人民至上結合在一起。1926年，中央就向全黨發出通告，要求對貪腐分子“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

新時代廉潔文化汲取了民為邦本、廉為政本等傳統廉潔文化精華中國共產黨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

崇德：修身自守的君子人格，為新時代廉潔文化涵養社會風尚

即使在封建社會，傳統廉潔文化也是以官員群體為代表的文人的自我規范。南朝徐勉聲稱“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唐朝《群書治要》中說“儉者節欲，奢者放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元代張養浩認為“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帥百僚”；明代“官箴碑”的“廉箴”寫著“茍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等，無不反映了知識分子對個人“內美修能”的精神追求和安貧樂道、重義輕利的價值崇尚。加強廉潔文化建設，不僅在于為官的理政安邦，也在于為人的修身自守

古人尚且如此，廉潔自律更應是共產黨人為官從政、修德立身的底線。培養黨員、干部廉潔自律道德操守是新時代加強廉潔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黨員干部既要修好對黨忠誠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更要修好嚴于律己的品德，“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

對照理論理想、黨章黨紀、民心民聲、先輩先進“四面鏡子”，補精神之“鈣”、除“四風”之害、祛行為之垢。加強廉潔文化建設，對個人品行養成有重要作用，也是一場對民族意志、社會風尚的鍛造和重塑。直接改善的是政治生態，整體提升的是全社會的人文品質。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運用歷史思維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就是要從培養廉潔自律道德操守抓起，教育引導黨員、干部保持高尚精神追求，培養健康生活情趣，“米粟萬種，僅三餐裹腹，無欲為高”，在任何時候都嚴守規矩、不逾底線。

立制：以外律內的制度創新，為新時代廉潔文化提供有形載體

廉潔文化是廉潔制度的基礎，呈現的是軟性自律，是一種主動的追求；廉潔制度是廉潔文化的載體，彰顯的是剛性約束，是一種被動的遵守。二者有機結合，才能讓制度的約束與文化的教化相得益彰。重視制度建設是我國古代廉潔文化的一大特色，《傳食律》《職制律》《法經》《魏律》《晉律》……或規范官員行為，或嚴刑懲治貪腐。而在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議》中，就已經提出了懲教結合、軟硬兼施的廉政措施。

早在1927年，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提出了“廉潔政府”的理念。1941年5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八條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曾立下赫赫戰功的黃克功、肖玉璧等人，就是在這一時期因貪污被處以極刑。面對肖玉璧的求情，毛澤東同志回復說：“記得我是怎樣對待黃克功的吧？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當時的《解放日報》就此發表評論：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從處置這些重大案件的制度剛性運行上，可以窺見中國共產黨懲治黨內腐敗、堅定自我革命的堅強決心。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更要以制度建設為保障。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八項規定為徙木立信之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倡導廉潔，形成強有力的法律震懾和制度規范，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嚴于律己、從嚴治黨的精神底色；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運用歷史思維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要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制度創新的做法，既要強化黨員干部法治意識、黨規意識、制度意識、紀律意識，推動敬法畏紀，又要善于把實踐中較成熟、可踐行的廉潔要求轉化為制度規范，為新時代廉潔文化提供有形載體，推動新時代廉潔文化浸潤每一位黨員干部。

感謝聆聽 匯報完畢黨員干部廉政學習教育專題黨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