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論 新發展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工圖網：http://www.muzidx.com——黨員干部學習教育專題黨課——

前言筆者在《中國式現代化和新發展社會學》一文中講道：“我們需要一種超越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視野，基于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理論框架和解釋邏輯。”基于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經驗”，特別是中國四十多年改革和發展的經驗，我們嘗試用“五論”來構建新發展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即新發展的本質論、階段論、轉型論、動力論、世界體系論。這里所說的“新發展”，特指因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歷史文化傳統、龐大人口規模和跨越式發展所產生的發展的新形態。

目錄CONTENTS

新發展的“本質論”

延遲符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系統提出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完整理論概括，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概括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發展的前提和路徑，即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二是發展的方向和目的，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沒有基本點，就談不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實現這個目標要有一個過程，不能搞貧窮基礎上的平均主義，要保證發展的效率和活力，不能阻礙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從“中國經驗”來看，社會主義的本質，其實就是發展的本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說，本質上就是發展的學說。

延遲符把“發展”的概念與“增長”的概念加以區分，也可以說是某種對發展的本質的思考。有關發展理論的教科書通常把“增長”和“發展”的基本區別作為導引，認為“增長”是指國民收入或國民人均產值的數量提高；“發展”則指更加廣泛的結構改進，如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改進。后來，庫茲涅茨擴展了增長的含義，把能夠帶來結構改進的增長稱為“現代經濟增長”。其實發展社會學或發展經濟學并非從未考慮過發展的本質問題。

延遲符1950年至1973年，拉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曾被稱為“拉美奇跡”。但是，由于沒有處理好“增長”與“發展”的關系這個發展的本質問題，“拉美奇跡”后來演變成“拉美陷阱”，被稱為“無發展的增長”或“中等收入陷阱”。還有學者從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展開思考，提出“增長的極限”那樣的警世恒言，主張“有限的世界”和“無增長的繁榮”。把“增長”和“發展”區分開來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具有特殊的意義。

延遲符當前，中國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新目標，這也是一個涉及發展的本質問題、具有理論潛力的概念，需要在學術層面深入討論，使其不僅成為實踐的指導，也成為類似“現代經濟增長”的新發展理論的核心概念。

新發展的“階段論”

延遲符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國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低收入國家階段、中等偏下收入國家階段、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階段、高收入國家階段。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對發展階段缺乏科學的清醒認識，經常容易犯超越發展階段的“冒進”錯誤，對于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估計不足，對于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經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特別是經過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為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我國從（20世紀）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國制定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形成了系統完整的新發展的階段論：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此后，這個分階段發展的現代化戰略隨著實踐不斷完善和細化，但基本框架沒有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兩個階段”的劃分，進一步深化了新發展的階段論。

延遲符像中國這樣，發展階段的理論產生如此重大的實踐引領作用，在世界各國中是比較罕見的。新發展社會學的“階段論”也具有其普遍意義，一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來說，長期發展戰略的穩定性非常重要，因領導人更迭帶來的戰略“折騰”會讓發展付出巨大代價；另一方面，對發展階段轉折點的關注和把握，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根據階段性變化進行動態的政策調整，這也是非常關鍵的。

新發展的“轉型論”

延遲符“社會轉型”也許是中國社會學界概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巨大變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概念。

延遲符基于“中國經驗”的新發展社會學的“轉型論”，讓我們從中長期重新審視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必然經歷的結構變動和體制變革的多樣性。

新發展的“動力論”

延遲符21世紀后，我國總結發展的經驗教訓，同時根據發展動力、發展條件的深刻變化和面臨的新挑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是繼中國提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以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之后，對發展動力認識的深化。這在中國的發展史上從未有過，在以往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中也沒有出現過。當然，這里所說的“創新”不只是科學技術的創新，也包括制度的創新。

延遲符近幾十年來，在世界范圍內，有兩個變化引起了人們對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一個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另一個是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迅猛發展，似乎成為劃分發展時代的標志。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升級的新發展階段把“創新”的重要性提到如此的高度加以強調，就是認識到不掌握自主的科學技術體系、不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和打壓，就無法實現新的發展。

延遲符新發展社會學的“動力論”，把發展學說基于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一般動力討論，進一步深化到打破“依附規則”的“創新壓力”關鍵動力討論，極大地拓展了發展學說動力理論的視野，也為發展中國家改變特定路徑、打開未來希望之門提供了思想鑰匙。

新發展的“世界體系論”

延遲符西方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被融入世界市場體系。　　全球化的發展一方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普遍問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鐵律造成的發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加深也引起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潮流。原本全球化由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但隨著這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中產階層的衰落和社會認知的撕裂，一種特殊的、與民族主義混合的、超越左右翼傳統分立的新民粹主義思潮興起，極大地影響了西方國家的政局。而在全球化過程中實現快速發展的中國，被西方輿論塑造成一種在全球化過程中不正當得利的新“霸權”，“遏制中國”似乎成為西方社會一種普遍的“政治正確”，新的“冷戰”競爭試圖迫使中國與世界體系“脫鉤”。

延遲符在這種世界大變局中，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主張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并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中國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利益共同體，也是價值共同體，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延遲符新發展社會學的“世界體系論”，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第一次以一種平等的姿態提出的國際秩序設想，盡管這讓一貫“從實力出發”主導世界秩序的國家很不習慣，但是人類社會求同存異，超越意識形態對立、社會制度差異、戰爭、侵略、文明沖突，構建和諧世界的新選擇。 此外，新發展社會學的完整理論體系還需要建立在與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相聯系的基本命題之上，這是新發展社會學在理論構建中進一步探索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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