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共同富裕專題黨課—— 著力縮小“三大差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中華民族創造的悠久燦爛文明為世界各民族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近代以來，為擺脫列強入侵、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不利發展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百年探索，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國家富強，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邁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目標之一。

第一章節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這表明我們黨對共同富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深刻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深邃認識和準確把握，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貢獻。

第二章節推動城鄉融合，走中國特色城市化之路

城鄉融合是最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思想在發展領域的重要表現。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并超越單方向、單維度的城市化，建立城鄉互動、交流、融合的發展格局。從溯源的角度看，城鄉二元對立并非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發展路徑。西方國家的城市化實際上是以城市文明取代鄉村文明的過程，以個體化為基礎的多元主義、消費主義和極端平權主義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主要特征，這些特征在西方社會中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關系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鄉鎮企業所引領的工業化帶來了第一波發展高潮，發展的重點和重心都在農村。此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沿海地區“世界工廠”的興起，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涌向沿海工業城市，中國開始了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但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與西方不同，最為突出的現象就是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外出務工人口。在世界歷史上，城市化引起的人口流動多表現為單向度的人口遷移，而中國則表現為雙向乃至多向的、持續的人口流動，且規模之大史無前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已達到了3.76億人。近年來，有些學者從對流動的制度和政策障礙研究轉向對務工人員流動“動力”的研究。一些研究發現，外出務工人員的雙向流動是一種“亦工亦農、亦城亦鄉”的常態，農民外出、流動、回鄉形成了復雜的家庭結構分工，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也會影響農民工的留城和返鄉意愿，贍養老人和撫養孩子是農民工返鄉的主要動力。隨著農民工的流動性返鄉，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通過這些流動的人群傳播到鄉村，而由“養育出色的孩子”這一觀念所支撐的農民工，也為城市文明帶來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農民工返鄉還帶來了資金的跨城鄉流動，他們回鄉村蓋房、在縣城買房，土地、勞動力與資金在城鄉之間形成了持續交流的互動過程。這是由“家庭本位”的中國文化特點導致的。近年來，雖然東部大城市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增長不快，但是中西部廣大腹地的三四線城市尤其是縣城成為城市化的主戰場，只是這個“主戰場”是以外出人口返鄉購房、結婚、陪讀為主。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脫貧攻堅戰及鄉村振興加快推進了城鄉融合的發展。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過程中，國家及社會各界對鄉村地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徹底改變了中西部廣大腹地農村的基礎社會和公共服務狀況，這不僅使貧困農民不愁吃、不愁穿而脫貧，還為城鄉融合發展真正鋪好路、架好橋。在這個意義上，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遠遠超越了救濟、福利的意義，而更具有發展戰略的意義，這也是與西方福利思想和政策的根本不同之處。中國經濟社會的真正發展并不限于大城市，城鄉之間尤其是縣域也是充滿活力的發展地帶。這是共同富裕思想表現在城鄉發展方面的戰略意義之所在。

第三章節下好全國一盤棋，推進區域均衡發展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具有全局意識，加大國家能力在區域間的平衡和調節力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需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農產品主產區、困難地區提供有效轉移支付”“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依靠加強中央政府的調節能力來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一是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利用政策因素加快實現區域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地區間的發展不均衡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給予各種類型的財政轉移支付，以促進地區間財力均等化，這主要是通過從東部發達省份汲取更多財政收入，轉移到中西部欠發達省份支出。目前財政轉移支付體制在促進共同富裕和區域平衡發展的效果仍然有提高的空間，如何優化專項轉移支付設計，提高其精準性也需要深入研究。當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一個規模巨大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

這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其核心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推動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也展開了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和重建。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快速發展。但是，作為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我國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一些“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務仍然供給不足，尤其在“一老一小”群體，即養老、育幼等方面還存在明顯短板，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當前我國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對基本公共服務提出了很大挑戰。其次，在養老、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中，城市和農村、職工和居民之間的籌資和保障待遇差距很大，最典型的表現便是“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人員之間的巨大差距。此外，我國當前處于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需要一定平衡，尤其不能陷入福利主義陷阱，需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也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來了很大挑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理念與政策工具。

第四章節聚焦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對低、中、高三大收入群體的相關政策有過明確論述，“低收入群體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幫扶保障人群”“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對于低收入群體重點是“幫扶保障”，對高收入群體是“規范調節”，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但是，這一群體的發展依然面臨問題。一是在人口中的比重仍然遠低于發達國家；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內部結構不合理，以中低收入者為主。從社會研究的角度入手，應該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標準、構成變化進行深入研究。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進城農民工、基層一線公務員及國有企事業單位基層職工等是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人群，而其中進城農民工群體應成為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重心。

但當前我國低收入群體依然規模龐大，對于這部分人群，除了夯實幫扶保障措施之外，社會建設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長遠措施。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許多低收入群體家庭面對“隱形低收入”甚至“隱形貧困”問題，只有靠家庭和諧、鄉風文明、社區建設和守望相助才能予以實質性幫扶。第三次分配是道德驅動的分配，包括公益慈善、社會救助、志愿服務等。與第三次分配相配合的，是如何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風尚。費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發出“富了之后怎么辦”之問，提出通過“文化自覺”實現真正與物質生活富裕匹配的精神富裕，這種精神富裕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實現真正的“美美與共”和中華文明的全面復興。

——實現共同富裕專題黨課—— 著力縮小“三大差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