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的廉潔故事///學史明理養清廉之風百年黨史中的廉潔故事黨課課件\

通過精選的五則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故事，以此樹好”風向標”，帶領大家在學史明理中養清廉之風、在學史增信中筑清廉防線、在學史崇德中汲清廉力量.在學史力行中作清廉表率。也希望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從中汲取奮斗力量，加強道德修養，始終把靈魂置于高處，做到臨難不卻、履險不懼、擔責不誤、受屈不計，時刻把握嚴以修身的基本要求，自覺固本培元，完善高尚人格，護航新征程、彰顯新作為。

大慶石油會戰初期，糧食定量低，職工們吃不飽，王進喜就叫老伴兒把玉米面炒好，裝在袋子里帶在身邊，吃飯時就抓把炒面充饑，有時干糧袋忘記帶了，就借故走開餓一頓，從不吃井隊的飯菜。對王進喜來說，餓上一兩頓是常有的事。他同母親給全家定了一條規矩：“公家的東西一分也不能沾！” 王進喜有嚴重的關節炎，上級領導照顧他，給他配了一輛吉普車，王進喜就用它來送料、送糧、拉職工看病，成了大隊的公用車。這輛車工人、干部都可以用，唯獨王進喜的家人不能用。就連王進喜的老母親病了，還是王進喜的大兒子用自行車推著去衛生所看病。 公家的東西一分也不能沾

1963年初的一天深夜，焦裕祿還在燈下看文件，大兒子焦國慶從外面回來，愉快地告訴父親剛剛看了戲。焦裕祿問他誰給他買了票？國慶說：他一說自己是焦書記的兒子，檢票的叔叔就放他進了門。焦裕祿眉頭一皺嚴肅地問道：“國慶，你看戲不買票對嗎？”國慶說：“我是小孩，沒人在意。” 焦裕祿說：“年齡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長大了就會貪大便宜，這是很危險的！演員唱戲，是一種很辛苦的勞動，看白戲是一種剝削行為！”。焦裕祿從自己兜中掏出了兩角錢，交給了國慶，語重心長的教導說：“從小就要養成公私分明、為人民服務的好品德，不要以為爸爸是書記，就要搞特殊。明天把錢送給檢票的叔叔，向他承認錯誤。”此后，焦裕祿又經過深入思考制定了《干部十不準》文件。廉潔自律、不搞特殊化

作為父親，鄧稼先非常寵愛孩子，視孩子如掌上明珠，但是在一些問題上他卻選擇了“不作為”。女兒鄧志典還不到十五歲時，就去內蒙古建設兵團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廠當工人，一干就是四年。期間，一次核試驗完成之后，鄧稼先放棄了回北京休息的機會，坐了幾天幾夜火車，又步行二十幾里去看望女兒。他給志典帶去了幾聽肉罐頭，那是他在戈壁灘上節省下來的營養品，看著女兒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心里泛起了一絲苦澀。以鄧稼先的“國寶”身份，可以有很多辦法把女兒接回來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的女兒是研究所中最后一個按政策回到北京的。 鄧稼先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在生活上卻從無要求。他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給他配的專車，除了工作需要，從不使用。單位分給他新的住房，他堅持不搬，一直住在老舊的公寓里。簡樸的作風，直接影響了他的子女。鄧志典在美國讀研究生期間，生活節省，對于追求高消費和洋氣的東西沒有一點興趣，穿的衣服還是從國內帶過去的。核彈功勛?清廉一生

1937年初冬，抗日戰爭的主戰場華北地區一片蕭瑟，駐扎在山西洪洞戰地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提筆寫了一封“借款信”。原來，在外領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況頗為寥落，已經到了揭不開鍋的境地。一想到自己80歲的老母親在這個荒年可能吃不飽也穿不暖，朱德心里雖急，卻因囊中羞澀而無可奈何。這時，他想到了在四川瀘州開藥店的好友戴與齡，希望他能接濟一下家中老母。但這筆錢，總司令卻明確表示，還不起也并不打算還。“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系向你募貳佰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 戴與齡小朱德兩歲，兩人一同參加過科舉考試，都考過了鄉試和府試。朱德在德國和蘇聯學習期間，戴與齡曾多次接濟朱德，后來還追隨朱德參加了南昌起義，他們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摯友。接信后，戴與齡隨即給朱德家里寄去了兩百元中幣，差不多是現在的四萬元。作為八路軍總指揮的朱德“十數年實無一錢”，著實令人震驚。總司令的“借款信”

1960年的一天，周恩來總理罕見地對秘書何謙發起了火。而讓總理發脾氣的原因，正是何謙未經總理允許，擅自修繕了總理的住所——西花廳。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廳內工作和生活。這個長方形的四進庭院建于清朝末年，曾是溥儀父親居住的花廳。陳舊、陰暗、潮濕，夏天青磚地上常泛出一層白色的堿花，屋內木頭也有些腐朽了，梁柱上的漆皮剝落得厲害，這就是總理的住所。時間久了，秘書何謙也看得十分心疼，屢次勸總理將西花廳適當修繕一番，但都被回絕了。總理拒進家門

1960年初，周恩來赴廣東出差兩個月，正好那段時間鄧穎超也沒在北京，何謙趁此機會對西花廳做一些維修，在潮濕的青磚上鋪上木地板、封嚴漏風的窗戶、更換發霉的舊地毯及舊燈具、將已經破了的白布窗簾換成較厚的呢子窗簾……誰知周恩來視察歸來，還沒踏進屋門，就發現了這些變化，于是便有了大發雷霆的一幕。

后來，在周恩來的堅持下，工作人員把西花廳的地毯、燈具、窗簾等能夠挪動的東西全部搬走。已經修繕好的地板、窗戶，再換的話，又是一筆費用。周恩來只好讓秘書算賬，換過的東西他要個人付款，絕不用國家的錢。他說：“國家現在這么困難，各方面建設都需要資金，怎么能用公款為我家里裝修，這是不能允許、不能容忍的。”等西花廳恢復了舊貌，周恩來才進了家門。 事后，他一直對此事耿耿于懷，多次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檢討自己，并教導秘書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要影響一大片。你們花那么多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這樣一級學一級發展下去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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