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個以”的實踐要求 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

前言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深刻闡述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學回答了我們黨為什么要自我革命、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樣推進自我革命等重大問題，明確提出推進自我革命“九個以”的實踐要求，進一步明確了我們黨怎樣推進自我革命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綱”和“魂”。認真學習貫徹“九個以”的實踐要求，對于將全面從嚴治黨這場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目錄

“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是我們黨自我革命歷史經驗和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新鮮經驗的 全面總結[ 第一部分 ]

“九個以”的實踐要求具有廣闊時代背景、深厚歷史淵源和堅實實踐基礎，融通了百余年來我們黨自我革命，特別是新時代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進行的一系列創新，可以說，是我們黨自我革命思想成果、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果的系統集成，是對黨的自我革命理論與實踐的全面總結和概括。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百年大黨開辟自我革命新境界的重要經驗。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提出了紀律的問題； 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了黨的第一部黨章，明確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黨最高機關，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設置紀律專章，強調了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黨的五大、六大及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革命領導權問題，明確民主集中制為黨的組織原則，健全黨的中央機關，強化黨的集體領導；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四個服從”。從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到1948年中央頒布《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等，有力地加強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全黨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統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把黨的領導落實到管黨治黨、治國理政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從根本上扭轉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問題，為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強大的思想政治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負有崇高歷史使命的政黨。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前行，攻克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可以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為思想理論上的先進性。百余年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創新相統一，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先后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也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新時代新征程，只有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持之以恒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才能使全黨保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

我們黨是一個有著強烈憂患意識的無產階級政黨，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是我們黨持續探索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組合拳，剎住了一些多年未剎住的歪風邪氣，解決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頑瘴痼疾。經過百余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更加充滿活力。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我們黨一路走來，從只有幾十名黨員的小黨，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組織規模之大、黨員人數之多、黨組織和黨員分布之廣泛，都是獨一無二、前所未有的。辯證地看，大有大的優勢，大也有大的難處。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并將這一任務稱為“偉大的工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面臨的環境、任務和黨的狀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檢視自身，強調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是長期的、復雜的、尖銳的、嚴峻的，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馳而不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使百年大黨在自我革命中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始終成為中國人民最可靠、最堅強的主心骨。

百余年來，我們黨在積極推動黨的自我革命的同時，及時將加強黨的建設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上升為制度，不斷提升用制度管黨治黨的能力和水平。 建黨之初，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黨員條件、中央和地方組織的關系、黨的紀律等作出了明確規定。 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發出第26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對貪污行為進行懲處。 1938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強調共產黨員有犯罪者從重治罪。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指出，“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之后，我們黨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堅持紀嚴于法、執紀執法貫通，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保障。

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是中國共產黨奮斗歷史的制勝秘訣。毛澤東同志曾作出過一個帶有規律性的重要論斷：“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從建黨開始，我們黨就設計和確定了初步的組織結構；到黨的五大時，將黨的組織系統劃分為全國、省、市或縣、區、生產單位五級；之后，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逐步改進、完善、健全，形成了從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到基層組織一整套科學嚴密的體系，并按照“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在各行各業培養選拔了一批批又紅又專的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以健全黨的組織體系為重點，推動黨的領導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實現全覆蓋，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不斷增強，著力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著力集聚愛國奉獻的各方面優秀人才，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上世紀40年代，針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問題，我們黨第一次以集中教育的方式在全黨開展整風，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注意克服舊社會貪污腐敗等不良風氣對新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的侵蝕，尤其是從嚴查處“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案，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改革開放后，面對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制定和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開局破題，以釘釘子精神糾治“四風”，以嚴明紀律強化約束，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經過不懈努力，黨風政風煥然一新，社風民風持續向好，重塑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社黨性、黨風、黨紀是一個有機整體。 黨性是根本，黨風是表現，黨紀是保障。

怎樣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1945年7月，在與黃炎培“窯洞對”談話中，毛澤東同志就堅定地表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制約和監督權力作為保持黨的肌體健康的重要保障，領導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統籌推進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推動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與同級紀委合署辦公，構建巡視巡察上下聯動格局，構建以黨內監督為主導、各類監督貫通協調的機制，不斷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使各類監督更加規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完整準確把握“九個以”的 實踐要求的科學體系[ 第二部分 ]

“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是一個系統完備、協同支撐、邏輯嚴密、與時俱進的思想體系，明體達用、體用貫通，回答了對黨的自我革命怎么看、怎么干的問題。“九個以”的實踐要求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針對性，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光芒。

“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是新時代我們黨在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偉大實踐中，經過科學比較選擇、精心總結提煉，抓住的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九個方面的重要問題。這九個方面內容上互相呼應、精神上高度契合，既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撐，構成了一個互相聯系、相互貫通的有機統一體，是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頂層設計，共同形成黨的自我革命的整體效能。 恩格斯指出，“思維既把相互聯系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樣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們的要素”。“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是一個結構分明的系統理論。從思想體系看，“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涵蓋了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反腐敗斗爭等各方面要求，體現了黨的自我革命在內容上全涵蓋、對象上全覆蓋、責任上全鏈條、制度上全貫通。從科學方法看，“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既講黨的自我革命是什么、為什么，又講對黨的自我革命怎么看、怎么辦，既部署“過河”的任務，又指導解決“橋或船”的問題，生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

作為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一套組合拳，“九個以”的實踐要求中的每一條要求都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其排列順序有著深刻的邏輯指向。排在前三位的是“根本保證”、“根本目的”、“根本遵循”三個根本，指明了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最終目標指向、理論指導原則，這是黨的自我革命的最核心、最重要、管方向的因素；排在第四位、第五位的是“戰略目標”、“主攻方向”，闡述了黨的自我革命的內在目標，這是黨的自我革命的行動指向；排在第六位至第九位的是“有效途徑”、“重要著力點”、“重要抓手”、“強大動力”，闡述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點任務、組織基礎、突破口、動力機制，這是黨的自我革命的行動方略和行之有效的實施路徑。這九個方面的要求，從價值導向到內在要求再到具體措施，環環相扣、層層遞進，顯示出清晰的邏輯層次。

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思想體系。從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到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將“堅持自我革命”作為黨的十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之一寫入決議；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的重要要求，到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明確提出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概念范疇，強調“九個以”的實踐要求；等等。提出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標志著我們黨對自我革命的規律性認識不斷深化。實踐在發展，社會在前進，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必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深入推進，隨著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全面拓展而持續發展、不斷豐富、更加完善。

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把 “九個以”的實踐要求落到實處[ 第三部分 ]

道不可坐論，理不能空談。學習黨的創新理論的目的全在于運用。學習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在貫徹落實“九個以”的實踐要求上下功夫。我們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識，堅持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折不扣把“九個以”的實踐要求落到實處，不斷提高黨的自我革命的堅定性、科學性、有效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樹立系統觀念，以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把握大勢、統籌兼顧、掌握主動。貫徹落實“九個以”的實踐要求，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將其作為黨全方位、全過程加強自身建設的系統工程予以推進。要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把全的要求、嚴的基調、治的理念落實到全面從嚴治黨全過程各方面各環節；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既要整體推進，又要找重點、抓關鍵，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使全面從嚴治黨各項工作更好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么階段，全面從嚴治黨就要跟進到什么階段。“九個以”的實踐要求是在新時代有效破解管黨治黨、興黨強黨實際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應運而生、豐富發展的。同時，“九個以”的實踐要求作為系統的理論成果，還必須立足新的實際，推動其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發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偉大號召和動員令，我們要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來貫徹落實“九個以”的實踐要求，使黨的自我革命更好服從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