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在固本開新中永駐風華保持中華文明的優秀文化自信匯報人：工圖網 時間：2023.10.20LOGO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尤為特殊的是，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并以國家形態綿延至今的文明，具有獨特的文化特質和發展特色。同時中華文明又與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與時代共同進步，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前 言LOGO

第一部分中華文明多元一 體的起源和發展LOGO

從人類進入文化初期，北到黑龍江、西南到云南、東到沿海一帶都已有早期人類的活動，這些長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人群必須各自發展他們的生產方式、文化方式以適應不同的自然條件。從公元前6000年左右開始，這些早期族群已經在分別聚居的不同區域形成了集團并且展現出不同的文化特點。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在這種多元格局中，不同文化在接觸間出現了融合與競爭，使中華早期多元文化從“滿天星斗”逐漸變為“月朗星稀”，并展現出文明的雛形。除了文化本身的融合外，一些區域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與氣候變化造成的人員遷徙有關系。例如，已經進入文明初期的良渚文化的衰亡，大概是受到水災的影響。從1936年被發現，良渚古城遺址以其保存完整的宮殿、墓葬、祭祀體系等實證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是，大約在良渚文化晚期，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長江下游地區特別是錢塘江和太湖流域受到了嚴重的海侵。考古學家在良渚文化遺址上發現了大量的淤泥、泥炭和沼澤層。這些證據充分說明，良渚先民受到了大洪水的威脅，良渚文化的文明因子沒有發展下去，很可能是受到水災的嚴重影響。繼良渚文化之后長江下游的文化類型，雖然部分繼承了良渚文化，但是明顯出現衰落和斷層。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種種原因的共同作用，都使得黃河中下游逐漸成為中華文明匯聚和發展延續的中心。黃河中游的文化類型和黃河下游的文化類型，以及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的文化類型，在交流、沖突中出現相互滲入的情況。這一過程中，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逐漸演變為河南龍山文化，或稱中原龍山文化，與黃河下游的山東龍山文化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分地匯入龍山文化中，融合成為具有共同特質的早期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在文化交融過程中，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逐步形成一個以種植粟、黍和水稻為基礎的多品種作物種植經濟的農業社會。在相對穩定的經濟支持下，社會人口緩慢增長，城邑興建逐漸開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區流行起來。這一時期具有地區統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現，大體反映了五帝時代萬邦林立的狀態，與夏商周王朝文明相比，可稱為邦國型文明。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而從邦國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文明發展過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族群組成的部落聯盟之間開始出現有記載的戰爭。戰爭加劇了不同文化族群之間的融合，也加速了階級的分化，產生了世襲制的夏王朝，中國歷史進入王朝文明階段。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突出反映夏文明特征和發展高度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筑群、宮城、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充分代表了當時中華文明的發展高度。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存在時間和分布范圍與《史記》《國語》等文獻所記夏朝晚期的年代與活動區域相符，并且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和影響，形成一個二里頭文化圈。二里頭文化的禮器和禮制向四周傳播，正體現了“九州攸同”的發展趨勢，說明夏文化逐步被周圍的邦國和部族所接受，中華文明的核心在不斷對周邊產生文化影響力。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從文明萌生到王朝文明出現，早期中國的歷史進程說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和發展

第二部分早期“中國”的國 家形態及其特色LOGO

夏王朝在誕生和擴大的過程中，與處于其東方的“夷”進行過戰爭。夏在夷夏之爭中占據了優勢，但是繼夏而起的商部分繼承了東夷人的文化，并和夷人結成了軍政同盟，在夏商之爭中獲勝，建立了商王朝。《左傳》云：“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竹書紀年》記載：“商會諸侯于景亳。”“景亳之會”是商湯聯合東夷諸族的一次會盟活動，經過“景亳之會”，以商人為首、聯合東夷諸族組成的聯軍一路向西，進入二里頭，傾覆了夏王朝。后來黃河中游更為靠近西部的周人興起，又繼承了商的天下。可以說，東部與西部的政治對峙成為夏商周三代歷史演進的推動力。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夏商周雖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對立的政治集團，但是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是更為主要的。三代的迭代和交融發展到西周時期，展現出較為成熟的文明國家形態，在民族發展上也形成了一般所認為的漢族的前身華夏族，并在文化上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核心——華夏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西周國家為典型的中國早期國家，突出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特質：在國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以“德”為中心、天命來自民意；在國家政治體制上表現為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在民族構成上呈現為多個族群的統一的政治、文化共同體。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古代中國人把宇宙想象為一個“天圓地方”的構造，世界上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一切都被覆蓋在天的下方。這種對“天”與世界的直觀認識，不僅導致了“天下”萬物都反映著并且要服從“天”的意志的主觀結論，也會導致世界上只有一個“天下”的主觀結論。夏商周三代，隨著“天”和祖先神的結合，逐漸產生了“天子”的思想，人間的最高統治者是與“天”有直接血緣關系的“天子”，代表“天”對人間實行統治。《尚書·商書·盤庚》“予迓續乃命于天”，說的是商的統治是受命于天；“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大盂鼎銘文》）說的是周的統治是受命于天。商代是“天子”思想的萌芽期，周代則更為明確地體現出這種認識。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繼承商人的“天子”觀念的同時，認識到“天命靡常”，所以周人不完全將血緣而是突破性地將“德”作為統治者成為“天子”的標準。另外，通過商周革命，周人也認識到百姓的巨大力量，體會到民心向背可以決定王朝的興衰。于是在政治理論上，周代相較于商代有了比較大的突破創新，形成了德為中心、天命來自民意的政治思想。在政治合法性的探索上，中國古人沒有訴諸神權，也部分地擺脫了血緣的束縛，使早期中國逐步成為一個基于德行政治理念的世俗國家。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在構成國家基本框架的政治體制方面，周王朝有兩大基本制度，一是宗法制，二是分封制。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以家族血緣關系的親疏分配國家權力，并以具有等級制的禮樂制度作為其外在體現。宗法制主要處理的是姬姓家族內部的關系，周天子作為天下大宗，處于最尊貴的地位，是所有姬姓的宗主。周天子去世后，其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庶子則分封到各地為諸侯，各諸侯也以此類推，從而形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這樣的金字塔結構。顯然，宗法制在中央地方權力分配角度展開就是分封制，不過在分封制實行過程中，除了姬姓的諸侯，還有不少異姓諸侯。比如，商人的后裔在商朝覆滅后，周人為不讓其宗祀滅絕，先是將紂王的兒子武庚封于殷，以奉宗祀。周武王去世后，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叛殺死，周又封紂王兄長微子啟在商丘，國號宋。另外，還有在商周戰爭中支持周的一些部族及功臣，在周朝建立后，周天子也對其進行了分封。可以說，西周建立之初，通過分封制，形成了以姬姓諸侯為主、異姓諸侯為輔，共同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格局。《尚書》中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說的就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共同塑造的家國一體的國家構成模式，這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禮樂 制度 而禮樂制度是家國同構的國家政治體制在文化制度上的外化，《周禮》就規定天子可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到了東周，周天子權力衰微，各國諸侯開始出現禮制上的僭越，在當時的鄭國后來考古學家就挖掘出了九鼎，著名的“問鼎中原”的故事則是楚國挑戰周天子權威的鮮明表現。因此，在《論語·季氏篇》中，孔子總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周代走向沒落的過程中，禮樂制度的崩壞是周代金字塔式的家國同構政治體制解體的反映。但是，即便在周朝的政治體制瓦解之后，家國一體的特征某種意義上通過孝—忠這一對辯證統一的價值觀延續下來，尤其是經過儒家的闡述，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隨著西周禮樂制度的奠定與成熟，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禮”作為標準來區別“華夏”與“夷狄”的早期民族思想，作為方位概念產生的“中國”也開始與“華夏”相融合，成為一個包含政治和文化意義的政治共同體概念。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一個鑄造于西周成王時期名為何尊的青銅器銘文中，這里的“中國”指天下之中、西周中心之地洛邑，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所指代的范圍逐步擴展，也從空間方位概念轉變成古代民族共同體的概念，實際上開始代表具有族群指向、更強調血緣的“華夏”。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分封荊楚民族一支的首領熊繹于荊山丹陽，為楚子。子不僅是一種爵位的稱號，更代表著楚并非是華夏、并非是“中國”，到熊繹的孫子熊渠時，他還明確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自己也并不認同楚屬于“中國”。

中國 由來 通過姬姓諸侯國與異姓諸侯國的聯姻，“華夏”的血緣共同體在不斷擴大，“中國”的范疇也在不斷擴大。在這一過程中，也使得如楚國等原本自認為不是“中國”的諸侯國通過對華夏文化的學習吸收，自覺認同華夏禮樂文化。如《孟子》里記載：“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楚國人陳良出于對周公孔子之學的仰慕，前往北方學習。從而將原初具有深厚血緣意義的華夏轉化為一種文化、文明意義上的華夏，使得華夏或者說“中國”成為一個政治、文化上的多個族群構成的共同體。“中國”擴大的過程鮮明展現出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到了東周時，周的附屬地區也可以稱為“中國”了。隨著將周王朝諸侯國囊括進“中國”的范疇，“中國”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戰國時，“中國”已成為列國全境的稱號。可以說，周代已經是包含了多個族群的統一國家。早期“中國”的國家形態及其特色

第三部分周秦之變和 “大一統”國家 的形成與演進LOGO

隨著周天子權力的衰微，諸侯爭霸，中國實際上陷入分裂，但是重新統一、建立新的秩序的追求并沒有消失。諸子百家思想，雖然實現途徑不一，但都反映了對新的國家藍圖的構畫。秦滅六國統一中國之后，要去改變隨著春秋以來周天子權力的衰微和諸侯力量的強大而展現出的周制的缺陷，從而解決天下戰亂不止。法家思想正是要完全從周制的反面去解決統治失序的問題，要求建立一個君主權力集中、中央統治有力、社會充滿活力的新的統治秩序。 周秦之變和“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演進

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在歷史發展演變的基礎上，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全面推行郡縣制等一系列不同于周代政治制度但在春秋戰國時期部分萌芽和發展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王朝國家基本的制度框架。周秦之變，打破了世卿世祿，充分激發了階層流動和社會活力，同時也解決了分封制所帶來的地方分權問題，使中國重新走向統一并分配了中央地方權力，對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周秦之變和“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演進

秦制為漢制繼承后，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成為主導性文化。董仲舒把《公羊傳》中的“大一統”之意加以發揮，形成了中國傳統意義上“大一統”的三大要素：空間疆域上的統一，時間上的五德終始與陰陽五行天命模式的轉換，以及帝王德行的保有。“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與不斷豐富，構成中國追求國家統一的重要思想土壤。通過對秦制的繼承和調整，加上統治西域的現實政治格局，漢王朝形成了一套基于“大一統”思想的多民族統治格局：內層的傳統“華夏”之地、中層的其他族群聚集地區、外層的以當時的朝貢方式維系的其他部族集團，鞏固和穩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形態和大致疆域。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周秦之變和“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演進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隋唐時期中國重新實現了“大一統”的格局。貞觀三年，唐太宗出兵擊突厥，貞觀四年破東突厥，原屬于突厥所控制的西北一帶部族歸附唐朝，唐太宗稱“天可汗”，以此身份統御北方游牧民族。唐代皇帝同時又是“天可汗”的多元領袖身份，并以“天可汗”統御北方諸部族的體制，是真正在統治管理多民族國家當中發明的一種新的制度。“天可汗”并非僅僅是唐太宗所擁有的稱號，安史之亂后的唐代宗初年，發生了仆固懷恩的叛亂，仆固（仆骨）是鐵勒部九姓之一，其引吐蕃、回紇、吐谷渾、黨項等部總共數十萬人攻唐，代宗命郭子儀率兵抵御。回紇等大吃一驚，說：“仆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郭）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舊唐書》）可見，即使是安史之亂后，雖然因為唐中央權力衰弱實際統治力量不足，但北方游牧民族仍然認為唐朝皇帝就是天可汗，這種多元領袖身份作為一種制度依舊獲得認可。周秦之變和“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演進

隨著唐代的滅亡，經過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北宋恢復了中原的局部統一。整個遼宋金時期，是漢人政權和契丹、黨項、女真人所建立的政權在局部統一基礎上的對峙和更迭。遼的特別之處在于，首次以非漢人統治者的政權，同時統治一部分傳統漢人農耕區和北方游牧區。于是，產生了使用兩種管理體制的統治方式，也就是《遼史》所謂“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種二元的治理方式，有將契丹原有統治區視為牽制漢人的政治資源的原因，但是也為中央直接管理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區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周秦之變和“大一統”國家的形成與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