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好“六個克服”中 深度推進“第二個結合”（上）

前 言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為“第二個結合”，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方法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和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理論界對“第二個結合”反響強烈、積極回應，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第二個結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鞏固了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有利于把握文化安全主動權，有助于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拓展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豐富了社會主義文明形態、推動了人類文明交融共進。不過，在推進“第二個結合”過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和難點。只有克服兩者之間的顯著差異、克服兩者結合的難度、克服中華傳統文化的復雜難解、克服兩者結合面臨的內外張力、克服兩者結合過程的復雜艱巨、克服兩者結合的人才隔閡等難題，才能有力推動“第二個結合”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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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兩者之間的顯著差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但兩者在時代背景、意識形態屬性、精神氣質、邏輯體系、方法路徑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視的顯著差異，給“第二個結合”帶來一定難度。

馬克思主義立足近代歐洲科技進步和啟蒙精神，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中改造主觀世界，是全球化工業化大背景下的產物；中華傳統文化是小農經濟時代的產物，較為內斂，主張“內圣外王”。兩者雖有相通之處，但也有明顯差異。 1.時代背景不同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特質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鴉片戰爭失敗，才使國人對科學技術重要性有痛切感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實現了從斥之為“奇技淫巧”到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以自強”，而“賽先生”（科學）則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先進分子的鮮明旗幟，這反映了世界進步潮流。

馬克思主義強調物質決定精神，要求以集體實踐方式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代表著歐洲科學精神的精華，更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所輕視和匱乏的精神食糧 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有多少種分支、流派或思想體系，都注重主體心性或精神，強調內省、頓悟，過于強調倫理教化、德行修養的主動性或積極作用，具有心性智慧的特質，即“內圣外王”，缺乏區分主體客體的哲學思想，不重物我之分，忽視科學技術，缺乏對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國統治者注意力總放在宗法等級及其倫理道德和人際關系上，即對人的治理上，久而久之，形成了服務于專制統治的道統體系，經兩千多年強化后更加根深蒂固。

　李大釗指出，中國兩千年來的農業經濟組織和大家族制度，形成了孔子儒家“忠”“孝”“節”等綱常名教和專制主義政治，“君主專制主義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錢穆重視馬克思主義，認真比較了中西文化差異，結論卻是：仁是心性之內核，心性是歷史文化演進的領導精神，創造了人類文化這一長生命，仁心締造了文化的歷史向度；唯物史觀著眼于“物”，見“物”不見“人”，無法彰顯“人”的價值，正是因為以“唯物”眼光看待問題，導致了很多社會弊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唯物”的西方文化不適合“心物一體”的中華傳統。固然，錢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存在流于淺表化等缺陷，但唯物主義經教條主義簡化后，雖便于宣傳，但擾亂了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理解，進而折損其推動民族化歷程中的超越性、創造性和理想性維度，而錢穆正是基于捍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場才進行了上述“自衛式”反擊。

　事實上，真正促成中國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與其說是“物質”觀念，還不如說是二者對“社會、革命、實踐”原則的共同認同。雖然錢穆對唯物史觀的解讀與馬克思本人原意（“學術”馬克思主義）有出入，但不能否認，這種出入與通行版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有很大關系。對此，一定要縮小“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學術”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差距，讓思想文化宣傳與科研、實踐良性互動，從而保持高度一致，否則，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容易流于口頭，導致“兩張皮”，即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行動中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實用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嚴重損害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這啟示我們既要高度重視高新科技、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又要注重內心世界精神文明等上層建筑的革新完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在積極構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過程中把握歷史主動。

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和階級分析、重視階級斗爭，反對脫離具體階級、抽象的愛恨情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其維護的傳統專制制度，總是存在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著重抹殺階級差別的民胞物與。 2.意識形態方法論差異

　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和李大釗一開始就指出：中國宗法主義的家族倫理、綱常禮教不適應現代生活、現代社會。李大釗認為，儒學創始人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現在則“殘骸枯骨”。盡管在文化發展過程中，距離源頭和起點越遠，有些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越能凸現出來，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兩千多年專制社會已把孔子及儒家思想進行重構，成為舊意識形態代名詞，正因看到這一點，五四時期才有“打倒孔家店”的激進口號，雖然提出者吳虞承認這一口號有局限，但其廣為流傳正說明了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現代文明之間一度存在的巨大張力。

　錢穆認為，馬克思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把人類社會分作的五種形態，不適用于中國文化背景，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重內省、頓悟、精神道德更勝于重物質生產，在中國只有“人文社會”，“沒有此許多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分別”。如果“機械地”把唯物理論搬到中國，是不合適的。無獨有偶，梁漱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反對唯物史觀“文化產生和發展由經濟決定”，認為它抹殺了人類意志的主體性。他反對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理解中國傳統的社會歷史，而是非常有洞察力地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四民社會。這啟示我們要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第二個結合”，需要區分維護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和長期造福人類的永恒價值，從中打通階級分析與傳統四民社會之間的話語體系，從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

　馬克思主義邏輯嚴密，建立在形式邏輯和唯物辯證法之上；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直覺思維和大而化之，缺乏嚴密推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古代科學不發達。 3.架構體系有別

　中國哲學重視直覺感性體驗，缺乏邏輯，直覺方法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主要方法。王國維認為，傳統學術雖有精密實證研究，但模糊直覺居多，尤其不在抽象思辨上下功夫，因而在分類與綜合兩方面都有欠缺，不能發展出西方近代學術形式；而其本人非凡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善于利用《資本論》等科學方法指導學術研究。陳寅恪也深受《資本論》影響，治學中運用歷史辯證法，從而成就卓著，在史學界“冠絕群倫”，但他“晚年在歷史唯物主義面前停住了”，在治學中很難超越自己、再攀高峰。

　同樣地，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認為，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哲學缺乏“有意識地將思想辯論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導致邏輯不發達；嚴復也意識到邏輯學的重要性，認為邏輯是西方學術文化發達的主要原因；梁啟超《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一文也表達了類似看法。總之，近代以來，很多學者反思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科學，共識就是：中國傳統缺乏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即缺乏形式邏輯方法等“科學方法”的主要內容，而這構成了“李約瑟之問”“錢學森之問”的文化背景。這啟示我們，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邏輯學和唯物辯證法教育，以加快科技強國建設，為建設文化強國、文化自信奠定科學的思維方法論。

克服兩者結合的難度

當前思想理論界關于“第二個結合”的研究開局良好，但還存在結合不準、開掘不深、領域不新、論證不實的問題，推動“第二個結合”從簡單結合走向深度融合，還需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被認為是“民本主義”，不過，有不少人把它與民主混為一談。應當承認，民本主義含有古代人道主義“利民”等積極影響，但“民本”并非“民主”。對此，陳獨秀指出：“所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所謂民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為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為民之民本主義，皆自根本上取消國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為主體、由民主義之民主政治，絕非一物。”民本實質在于“保民為王”，至多是“為民作主”。這啟示我們，要把民主與民本、民生統一起來，構建最真實的民主，即全過程人民民主。 1.結合不準：結合點找得不準，引證事實失當

　如今的“國學熱”中，都盛贊我國古代“天人合一”觀。“天人合一”主張天道（自然）與人道相通、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啟示人類在發展生產和科技時要避免生態環境破壞。但是，一些正統儒家“天人合一”論，如董仲舒“天人感應”“天人相與”與朱熹“天人一理”，導致神秘主義甚至鬼神迷信，使大多古人不能理性地看待自然界，缺乏認識自然、對自然進行科學研究的興趣，從根本上是一個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巨大障礙。這啟示我們，不能盲目引用古人的詞匯，既要明確其最初含義，又要根據時代發展賦予其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新含義，比如，毛澤東同志就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稱贊河間獻王劉德“信而好古，實事求是”語匯中的“實事求是”一詞賦予了新的含義，用它對“一切從實際出發探求規律等真理”進行了概括。 2.開掘不深：分析停留在淺表層次，有的把簡單引用一兩句古文或某個歷史文化典故當做結合

　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生哲學十分關注、卓有成效，甚至把它看成中心問題，如孔子主張“未知生，焉知死”。辯證唯物論雖談及人生理想，但對人生、生命的重視和研討不夠，需要從天人、群己、義命、義利關系等領域中加以補充，在這方面還需吸收、繼承古代中國生命哲學優勢。在人學理論方面，中國傳統哲學及西方哲學中，非馬克思主義流派甚至是唯心主義哲學都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因此，要擴充、完善辯證唯物論中本不充分的人生觀內涵，就要借鑒各派哲學的合理因素。對此，我們不應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優勢視而不見或加以貶斥，恰恰相反，我們應當對中華傳統人文情懷繼承、修正并發揚光大，以此充實、豐富、完善并發展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克服以往“救亡優先于啟蒙”客觀形勢導致“見物不見人”的弊端。 3.領域不新：論證“結合”的領域和事例存在欠缺，有大量可以結合的領域尚有待開掘

　一段時間以來，教條主義者宣揚“哲學萬能”，取消文化價值、否定傳統文化、斬斷中國文化血脈，這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遇到歷史虛無主義、機械決定論等挑戰。這方面，張岱年的分析入木三分。在他看來，近代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缺乏科學態度，他們既“對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說，不問內容，不加分別，一概藐視，一概抹殺”，又對馬克思主義采取宗教信仰式的墨守態度，“凡宗師所已言，概不容批評；宗師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創說”，這不利于學術進步。 4.論證不實：有的高談闊論、大而無當，用宏大敘事代替具體分析，用整體結合代替具體結合，甚至有陷入玄學之感

　 例如，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做出突出貢獻的艾思奇等人，曾混淆辯證法、認識論與形式邏輯，從與辯證唯物論相對立的視角看待人生哲學，視之為歷史的倒退，認為辯證唯物論就是中國的行動哲學、可直接指導中國實踐。不過，倘若如此，馬克思主義就根本不需要“中國化”了。顯然，實踐則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時代品格只有在民族化過程中才能彰顯，這不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而是以實踐豐富、發展辯證唯物論，使之具體化、與時俱進。正如毛澤東同志1960年所說：“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寄語　鑒于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僅應批判歷史，而且更應捕捉時代精神，立足鮮活實踐，總結新鮮經驗，升華為理論，上升為指導思想，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動人，通過情理交融的價值傳導、精準細致的思想工作、寓教于樂的引導方式，代替傳統填鴨式教育、說教式灌輸、命令式主導，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中領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與核心要義，以“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為標準，促進理論武裝、指導實踐、推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