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主講：XXX時間：XXX

目 錄一、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二、法制、法治以及人治的關系三、法治建設的進程四、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五、這里面主要強調了以下幾點：

第一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 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下面我重點講解一下其中兩項原則。（二）實現依法治國總目標要堅持的五項原則

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這就是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要注意的幾個方面。2.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三）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開展多層次多形式法治創建活動，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主要強調的是自覺性，自覺性來自價值觀和道德觀念的約束。 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比如尊老愛幼，這既是道德層面的要求，也是市民公約、鄉規民約的一種價值取向。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

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對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作出全面部署，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科學指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建設法治政府，推進依法行政，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保ㄋ模┥罨婪ㄖ螄鴮嵺`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經驗

第二部分法制、法治以及人治的關系

（一）法制與法治 “法制”與“法治”是在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并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1.聯系“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的產物。2.區別“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于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法制、法治以及人治的關系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的關系 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于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二）法治的經典意義 在實際情況中存在一個問題，即情理法的沖突。這種事情在歷史上都有，情理法之間如果產生沖突，怎么實施法治？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并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于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中國文化對做人的要求是要做圣賢、向圣賢學習，這就是中國文化“止于治善”的具體表現。實際上，“止于治善”也好，“賢人政治”也好，都要求由良善、道德情操高、秉持公平公正的人來參與國家治理，這是歷史的經驗。（三）法治與人治

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法治論。他在回答“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這一問題時，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出自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后，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并不意味法治的誕生。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準則。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法制與人治相結合的社會。維持社會運行和延續的始終是一個“禮”字。禮的主要社會功能是“別貴賤”“序尊卑”，確定“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的宗法等級制度。在中國古代，禮治（其核心是仁治，即人治中的一種）是社會控制的基礎，法律制度是社會控制的輔助手段，換而言之，中國的社會控制體系是以人治為體，以法制為用。法制、法治以及人治的關系

第三部分法治建設的進程

法治建設的進程

在普法的話語體系中，法律不僅是需要被服從和敬畏的條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這一武器具有客觀公正性，能夠伸張正義，即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見，普法運動不僅是推廣法律知識，掃除“法盲”，而且是推廣法制精神，形塑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提高人們對法律系統的期望，激發人們的法律參與。 法律要通俗化、接地氣，讓老百姓能聽懂，能實施。如果法律頒布之后，老百姓聽不懂也看不懂，其在落實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多認知層面的問題。法治建設的進程

在傳統社會中，有族長、長老、鄉規民約。在古代社會有“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之說，就是縣以下基本靠自治，主要就是靠傳統社會的族長、長老、鄉規民約的規范，這就是禮治具體的表現。鄉規民約講道理和人情，舉個例子，劉家和王家發生矛盾，他們可以通過族長、長老，來判定誰錯誰對。如果是劉家的錯，劉家就給王家賠禮道歉；如果是王家的錯，王家就給劉家賠禮道歉，從而握手言和。鄉規民約對教化、團結鄰里、化解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 因此，依法治國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好做法，這也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法治建設的進程

第四部分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 “法律移植派”與“本土資源派”的爭論是法律中存在的一個現實現象。法律移植，指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國法律間橫向的相互借鑒、吸收、利用和移植。主要是指發展中國家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這是世界法律演化的一種現象。但是中西文化有巨大區別，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中華文化具有其獨特性。 法律的本土資源論中包括：第一，文化性質論。即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禮教型的，不可能胎生出法治，因此要漸進變革。代表人物是梁漱溟。 第二，同情理解論。前者（同情）帶有很強的情感傾向，后者（理解）強調是“同情地理解”，是無可奈何之舉。代表人物是梁治平。 第三，“科學”法文化論。以吉爾茲的“法律是地方性知識”為依據，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法治不能靠“變法”或移植，“而必須從中國的本土資源中演化出來”。代表人物是朱蘇力。這也強調了尊重法律本土化以及本土的歷史傳承和歷史文化的自然屬性、歷史屬性和文化屬性。 中國人為什么講“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中國人追求的實質正義，這是中國人尊重法律或者敬畏法庭的歷史淵源。 “法律移植派”與“本土資源派”爭論的實質就是法律的普適性和地方性之間孰是孰非的問題。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邏輯，西方現代法律體系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經由“祛魅”而逐漸理性化的過程，所謂法律的現代性也就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程序嚴密性和技術的精確化。韋伯在《法律與社會》中對于西方法律的發展過程做了如下概括：法的形式的品質從原始法律過程中的受魔法制約的形式主義和受默視制約的非理性的結合體發展起來，可能是經由受神權政治或世襲制度制約的、實質的和無形式的目的理性的曲折道路，發展為愈來愈專業化的、法學的即邏輯的理性和系統性，而這樣一來——首先純粹從外表觀察——就發展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為法的日益合乎邏輯的升華和歸納的嚴謹，以及法律過程的愈來愈合理的技術。 韋伯對西方現代法的這種概括與法律的“古典正統”對法律的普適性、絕對性、科學性的強調是一致的。對“古典正統”的代表人來說，法學應該和希臘傳統的歐幾里得幾何學一樣，從有數的幾個公理出發，憑推理得出真確的定理，爾后通過邏輯而應用于所有案件的事實情況。（一）法律現代化的邏輯

這是西方法律的思維。用自然科學思維來治理社會秩序，每一個人都有情感，導致機械、教條、生搬硬套的法律產生。 但是它忽略了一個問題，每一個人的情感都是不一樣的，如果用自然科學思維來治理社會秩序，社會秩序會不斷變化，因為社會從本質上來說是不斷變化的。 從西方國家的歷史來看，法律的發展是一個法律現代性逐漸成長的過程。正因為法律現代性意味著法律的高度形式化、理性化、甚至公式化，所以現代法律具有了普適的可能——法律無非是一些形式化的規則體系，而這些規則體系是無需用文化和價值去衡量的，或其本身是不包涵文化和價值因素的，因此，其不光在其發源地能夠發揮其功能，搬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樣的效果。19世紀末開始，非西方國家相繼將現代化作為本國追求的目標，以至現代化成為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而法律現代化——即法治化——又是現代化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 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法律的現代化就是這種法律的現代性逐漸由法治國家向其他國家擴張的過程。這樣，法律的移植就不僅僅取得了正當性，成為可能，而且還成了后發國家法律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正是法律移植背后的理論邏輯。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隨著思想領域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各個學科對現代性的反思已經不罕見了。對于法律現代性最為有力的反駁當數法人類學家吉爾茲了。針對這種法律現代性的盛行，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法律和民族志，一如航行術、園藝、政治、詩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義的技藝，因為它們的運作憑靠的乃是地方性的知識?！奔獱柶澱J為法律是作為共同體社會生活事實提煉而成的規則和制度，是帶有語境化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共同體組織形式。任何一種法律都只是當地文化的產物，離開了其得以產生的“地方”，也就失去了其價值。

十九世紀末的民俗學家薩姆納則更是明確提出，法律是建立在民俗的基礎上的，他的一個重要命題就是：國家立法不能改變民俗。他說一個社會中的某種社會風尚，能夠得到普遍遵守，它就會發展成為正式的法律。因此，立法條例源于社會風尚，立法必須在現存的社會風尚中尋求立足之地，立法如果要做到難以破壞，就必須與社會風尚相一致。這就是構建良善有序社會秩序的一個出發點。 這樣我們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形式主義的法學家們認同的現代性的法律是一個普適的價值體系，并不包含什么特殊的文化和價值體系，是任何法律發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人類學家們則是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視角認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既然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那就不具有普適的品質和推廣的價值。循著這一理路，任何法律的移植都是荒唐的。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關于法治建設的思考 根據法律價值體系的來源，我們將其分為內生型、植入型和混合型三種。 內生型法律價值體系，指該法制體系中的那些法律價值主要來源于自身的文化當中，是本文化傳統自然演變的產物。如美國、西歐、中國清代及以前歷代的法律等屬于典型此類。 植入型法律價值體系，指該法制體系中的那些法律價值基本來源于自身以外的文化，整個價值體系都是從外界“拷貝”過來的，而與本國的文化傳統基本沒有什么繼受關系。這種法律價值體系基本上是外來文化強加的。如非洲、印度等原殖民地諸國的法律就屬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