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延時符回望來路 砥礪初心【百年黨史三大決議專題黨課】匯報：黨支部書記時間：2021年11月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七個部分，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決議“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講黨史上一種比較適合于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于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斗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其中，第一部分首先明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第二部分對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歷史作了簡要闡述。第三部分論述了從1927年到遵義會議黨內的“左”傾、右傾錯誤，特別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產生的思想根源作了深刻分析，強調：“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第四、第五部分用較大篇幅論述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表現及其發展過程、主要內容、社會根源以及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危害。第六部分強調對于黨內歷史問題應采取“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原則。第七部分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延時符

第一部分延時符

第一部分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由于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斗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第二部分延時符

第二部分 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 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部分 中國共產黨，并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群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斗。在這個戰斗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于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和羅章龍、張國燾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斗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應用于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

第二部分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于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第三部分延時符

第三部分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勢并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第三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斗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干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并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并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于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并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第三部分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于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并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干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第三部分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干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于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后還是濃厚地存在著。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對于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第三部分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了。他們的斗爭，并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著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并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斗爭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并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